一座消失的召庙与一任消失的活佛背后
发布时间：2023-09-08 03:02:27作者：僧伽吒经全文[摘要]清廷的宗社党本是1912年辛亥革命时，诸多皇室成员为了反对袁世凯与革命党媾和，实行立宪而组成的组织。
作者：班布尔汗（腾讯 大家专栏作者，历史作家）
清廷的宗社党本是1912年辛亥革命时，诸多皇室成员为了反对袁世凯与革命党媾和，实行立宪而组成的组织。但还没等有所活动，其核心成员良弼便被革命党炸死，宗社党都是些养尊处优的王公贵戚，见血便慌了神，遂作鸟兽散。之后，清廷倒台，宗社党便也销声匿迹了。
（清代中俄边境重镇恰克图）
而到1914年，日本政府大隈重信第二次组阁后，积极支持“满蒙独立运动”。宗社党重新在日本成立，总部设东京，大连设支部，主要成员有原肃亲王善耆、原恭亲王溥伟、原陕甘总督升允及日本人川岛浪速、头山满等人。这时的宗社党以“恢复大清”为目标，在内蒙古东部地区以巴布扎布武装为基础，组建了“勤王军”。可这支军队和东北的张作霖相比，是在太过弱小，虽然占领过一些地区，但终究难有大的作为，最终巴布扎布战死，“勤王军”或被消灭，或被收编，或自行隐藏。1916年6月袁世凯病卒，段祺瑞组阁，日本对华政策转变，宗社党又进入沉寂期。
而“大蒙古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尤其是其基础部队是巴布扎布武装的残部，这使得宗社党又看到了获取武装力量的希望。两位广东人，廖仲、廖肃兄弟受溥仪的老师，后来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的委派，来到了达乌里站，会见了“临时政府”国防部代理部长富兴阿。
廖氏兄弟对富兴阿晓以利害，陈说以当今之国际形势，蒙古独立不会成功，只有复辟大清才有前途。国内以辫帅张勋为首，已有很多实力派欲图恢复大清，而国际上，肃亲王善耆和日本最为交好，已获得日本支持。做一个从龙功臣，岂不比困顿于荒郊，受俄国人摆布要好吗？
（使“临时政府”陷入内讧的郑孝胥，1860－1938）
富兴阿是巴布扎布旧部，曾跟随老上司为“复辟大清”作战多年，本就倾向于复辟清廷。如今看“临时政府”难有发展，便欣然决定率部南下“勤王”。
廖氏兄弟获得满意答复，立即起程回到北京。不久，便又携着宣统帝溥仪的圣旨返回，册封富兴阿为“扶清北部大将军”，赐以将军印。富兴阿率亲信跪接圣旨，并设宴款待“天使”。
富兴阿掌握着军权，认为自己如何行动都无人敢于反对。得到清廷册封后，大为得意，连日举行宴会，饮酒高歌，并在醉中大肆宣扬，自己要将全部军队拉走，南下推翻民国，恢复大清。
这么一闹腾，就惊动了“总统”八世内齐托音。身为名义上的领袖，八世内齐托音是最没有退路的一个，如果“临时政府”垮台，其他人物大不了“各回各家”，而他名声最大、地位最高，到时候就会首当其冲遭到清算。如果任由富兴阿把部队拉走，“临时政府”也就会立即塌架子。于是，八世内齐托音召集其他部长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对之策。商讨的结果，对于富兴阿，既非劝解，也非撤职，而是最为直接的武力解决。
清末及民国时期，因为时局动荡，很多原本不问世事的佛教僧侣或主动或被动的参与到政治之中。有的仅是随波逐流的傀儡，有的则展现出不凡的政治素质。八世内齐托音虽然年轻，且之前并无政治经验，却在短暂的从政生涯中，三次展现了一个政治人物的精明和果决，第一次是在大会召开时，出面调和了各派的意见，第二次便是在富兴阿事件的处理上。
商讨结束后，八世内齐托音立即知会谢苗诺夫，让其派兵将富兴阿所部包围，并派另一将领诺仁丕勒率部布置夜袭。
富兴阿连日来和部下宴饮，根被没有想到会遭到武力打击，仍在醉梦之中。夜间，枪声大作，还梦想着成为“扶清北部大将军”的富兴阿及其亲信一百余人便被突袭消灭，而其部主力则被缴械，军官被就地枪决，士兵则分编于其他部队。
宗社党获取复辟大清武装力量的希望，就在这场“大蒙古国临时政府”的内讧中，被彻底消解了。这看似有些错乱可笑，而也正展示了当时中国，尤其是边疆地区的混沌。
清理了“叛徒”，并没有使“临时政府”安定下来，因为很快，使这个政府诞生的局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1919年5月开始，俄国红军开始了对高尔察克政府的猛烈的反击，7月到8月间，高尔察克的部队陷入溃败。高尔察克的溃败使协约各国纷纷放弃了对俄干涉。10月底开始，英国撤回了派往阿尔汉格尔斯科和摩尔曼斯克的军队，加拿大军和法国军队也先后从西部西伯利亚地区撤军。美国和日本虽然暂时尚未撤军，但美国一向声明自己并不敌视苏维埃政权，而苏俄红军向东西伯利亚推进，步步靠近美国防区，很有可能导致公开的敌对。因此，美国要么撤兵，要么进行反布尔什维克的战争，二者必居其一。不愿在俄国浪费本国生命的美国，撤兵只是时间问题。而日本在向西伯利亚大量派驻军队后，军费开支节节攀升，导致国内物价飞涨，全国各地发生“米骚动事件”，寺内正毅内阁也因此倒台。虽然军方还不愿放弃，但也难以为继了。
谢苗诺夫本就并非忠于高尔察克政权，对其的溃败并不放在心上，但自己的地盘可不能有失。于是，他要求八世内齐托音率领“政府官员”和部队前往乌丁斯克与白俄军官赖维斯一起驻防。八世内齐托音虽然不愿为谢苗诺夫与红军作战，但自己兵少将寡，无力拒绝，只得前往。
而到1919年11月，高尔察克的鄂木斯克政权崩溃，高尔察克逃亡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局势更加恶化。原本支持白俄的“捷克军团”，也在不利的战况和布尔什维克的宣传下，大量倒戈成为红军。为了避免“捷克军团”完全被红军收编，协约各国达成协议，决定输送捷克军回国。就在“捷克军团”返国过程中，1920年春，有万余名捷克军团士兵回国时取道乌丁斯克，与谢苗诺夫的部队发生冲突，一时间，乌丁斯克地区枪炮齐鸣，一片混乱。
在这混乱时期，八世内齐托音第三次表现出了果断的作风，密令蒙古军发动哗变，然后前往外蒙古的库伦，与八世哲布尊丹巴的政府会合，再图后举。
于是，可怜的白俄将领赖维斯糊里糊涂的成为了牺牲品，突然遭到蒙古军的袭击，所部全军覆没。蒙古军抢夺了四门大炮、二十余挺轻重机枪及大量辎重后，在八世内齐托音、诺仁丕勒等人的率领下，向外蒙古进发。
八世内齐托音率部脱离谢苗诺夫的掌控，作为“政府”的首脑和民族运动的领袖，原本是不错的，如果不这么做，面对来势汹汹的苏俄红军，必然会与谢苗诺夫玉石俱焚。但他想投奔外蒙古，此时却绝不是好的时机。
原来，此时的外蒙古，已经宣布“撤销自治”，正式回归中华民国了。
自从1915年《中俄蒙协约》正式生效之后，中华民国在法律上，保住了外蒙古、呼伦贝尔地区的主权，但在俄国的压力下，也只能听任其自治。而随着沙俄倒台，俄国内战，这些地区的“自治”也就失去了基础。而此时中华民国实际掌权者，总理段祺瑞便开始了收回主权的谋划。
而当“临时政府”筹备及成立之时，时任民国政府第二任驻库伦办事大员的陈毅，便多次急电中央，要求出兵援助唐奴乌梁海并安定外蒙古，声言：“大兵入境后，蒙事前途或可借此解决，永奠蒙局。”
1919年7月，民国军收复唐奴乌梁海。是年9月，被任命为西北筹边使的徐树铮率军进入外蒙古，使库伦政府于11月20日取消“自治”。
而已经被民国军所控制的外蒙古，又如何能够接纳八世内齐托音的投奔呢？
当八世内齐托音、诺仁丕勒率领部队到达外蒙古的恰克图时，这里已经驻扎了民国军高在田率领的绥远骑兵第四团。
（八世内齐托音魂断之地 恰克图）
高在田所部虽然号称骑兵团，但其实只有兵员二百人，八世内齐托音带到恰克图的部队则有四百人，数量占优。但高在田身后则有徐树铮驻扎在库伦的西北边防军二千人为后盾。这么一来，便形成了麻秆打狼两头怕的局面，双方都不敢动武。
八世内齐托音派使者向高在田致意，表示自己是来向民国政府投诚，打算稳住高在田后，伺机前往库伦。而高在田却表现出出人意料的热情，不但接受投诚，且奉送大量慰问品，并承诺允许他们自由回乡。同时，在恰克图城内大摆筵席，邀请八世内齐托音等人赴宴。
已经策划过两次兵变的八世内齐托音，这一次却坠入了高在田的彀中。与诺仁丕勒及十八名军官欣然赴宴，待到酒酣耳热之际，高部伏兵四出，将之全部逮捕，并在当日即行枪决。其麾下士兵一部分投降，另一部分投奔库伦。
年仅二十四岁的八世内齐托音，便这样被混沌的时局所吞没，而以他为“总统”的“大蒙古国临时政府”也随着这次“鸿门宴”冰消瓦解。
虽然这“临时政府”存在短暂，且并无实际势力，但其对历史造成的影响，则甚为深远：
因为这个临时政府的成立，使得中国政府加快了对外蒙古等地用兵的速度，从而迫使外蒙古“撤治”。
参与“临时政府”的布里亚特革命者仁钦诺等人，在发现“泛蒙古”不切实际之后，开始积极推动俄国布里亚特蒙古的自治建国。1921年4月和1922年1月。分别成立了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州和蒙古布里亚特自治州两个布尔什维克政权。1923年5月30日，两个自治州合并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一直是苏联的组成部分，1990年苏联解体前夕，布里亚特共和国发表主权宣言。1992年3月起成为俄联邦的一个主体共和国。
参加“泛蒙古大会”并参与组织“临时政府”的重要人物，富兴阿死于内讧，八世内齐托音、诺仁丕勒被高在田所杀，其他人则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
谢苗诺夫在“临时政府”瓦解后，继续背靠日本与苏俄红军对抗。1920年，因为苏联“远东共和国”的成立，日军被迫在7至11月间从赤塔和伯力撤退到中东铁路沿线和滨海沿岸一带。失去依靠的谢苗诺夫也只得于同年10月撤离赤塔，率残部再次进入中国境内。中国东北当局为维护治安，将谢苗诺夫所部缴械安置。谢苗诺夫自己与一千五百名部下前往大连，在大连夏家河子安顿下来，成为流亡白俄。1945年，日本战败，苏联红军占领大连，于是年8月将谢苗诺夫逮捕。一年后，经过审判，谢苗诺夫在莫斯科被苏联当局处以绞刑，享年五十六岁。
仁钦诺在建立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的同时，也积极投身于外蒙古的革命，于1921年至1925年任外蒙古政府的全军评议会议长。1925年离开外蒙古迁居苏联，从1926年至1930年在红色教授研究所学习，1927年起开始在东方大学教书。1937年7月，仁钦诺被苏联当局逮捕，第二年6月以“间谍罪”被判处死刑，享年五十岁。
凌升在“临时政府”瓦解后，官运一度相当亨通。民国政府在收复外蒙古的同时，于1920年1月废除了与沙俄政府签订的《中俄呼伦条约》，结束了呼伦贝尔的自治。此后十余年间，凌升先后任呼伦贝尔善后督办公署咨议、黑龙江省督军公署咨议、全蒙联合总会副会长、北京政府参议、蒙疆经略使顾问、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东北保安总司令部顾问等职务。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凌升又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虽然屡任要职，但其仍然对清廷怀有感情，希望复辟清朝。因此，当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扶持溥仪建立“满洲国”，凌升认为这是恢复了大清，积极参与其事。1932年3月，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被撤销，设兴安北分省，凌升任省长。然而，凌升很快发现日本仅是以满洲国为招牌实行殖民，于是暗中支持苏炳文的“救国军”，强力抵制日本在呼伦贝尔地区的移民，并暗中与苏联方面联系。这样的举动自然不能为日本所容，1936年4月，凌升被日本军方以“通苏通蒙”的罪名被处以死刑，享年五十岁。
八世内齐托音参与政治，横死异乡，其传承也至此而断。1934年和36年，扎赉特旗扎萨克巴特玛拉布坦先后两次曾想迎请郭尔罗斯旗四基活佛之子为八世内齐托音活佛的转世灵童，但都遭到四基活佛的反对而作罢。1944年，科尔沁右翼旗也曾主持寻找、迎请内齐托音灵童，却也无果而终。
内齐托音系统从明朝至民国，走过了三百多年的历史，历经八世活佛，因远离政治而生，效力于政治而兴，也因卷入政治而死，从此泯灭无存。就如其主寺小召一样，有过辉煌，经历过衰败，最终无可奈何的毁于一旦。
无论后人如何评价，他们都已走入历史，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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