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她以悠久的历史渊源、浩瀚的教理典籍、系统的伦理规范、宏大的哲理体系、深邃的般若智慧、博大的慈悲心怀，而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上独耀光彩，永恒不衰，占据着极其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心净则国土净”。如果每个人都以慈悲为怀，国家就有了和平安乐的心理基础。佛教的发展，对于国家安定和人民幸福，具有重要意义。宏扬佛教的价值，不仅在于修身齐家，而且可以辅助治国平天下。历史上许多朝代都曾经大力宏扬佛法，佛教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而对于当今力图建立“和谐社会”的中国，佛教尤其具有净化人生、和谐社会，吉祥安和，并进一步促进世界和平的现实意义。

一、佛教具有修身齐家，进而辅助治国平天下的作用。

章太炎曾说：“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者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

从信仰观念上说，佛教是以佛为崇拜对象的宗教。佛并不像很多人误以为是神，而是指觉悟了的人。佛陀之“觉”，有三方面的涵义：一是自觉，即觉悟人生，实现自我超越。二是觉他，即劝他人也成为觉悟的人。三是觉行圆满，使自己与他人共同达到觉悟和修行的圆满境界。

佛教教义重视个人修身，要求弟子“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要“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以“戒定慧”三学相应对治引起不良言行的“贪嗔痴”的迷惑思想，从而觉悟人生。佛教“五戒”包括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不淫邪、不饮酒，这给信徒定下了一个基本的善凋。定是正确的禅定实践，可以克服欲望，令心灵专注，保持清明的状态。慧是指觉悟人生，得到般若智慧，成就“知性、知天”的大清明境界。做到戒定慧的人，应该可以称得上是拥有智慧和善行的谦谦君子。家有信佛之人的家庭，也容易尊老爱幼，和睦快乐。

所谓“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为花果，以大悲水浇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佛教崇尚“自觉觉他，自度度人”，修行并非一己之行，还要“普度众生”。佛教修行过程就是视人若己，先人后己，以慈悲心而利益众生，鞠躬尽瘁，百折不挠的过程。佛教的道德修养和伦理准则，在调节个人心理，调解各方矛盾，平息各类冲突，有效维护社会的稳定方面能起到“稳压器”、“减压阀”、“润滑剂“、“稀释剂”的作用。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人们一方面可以完善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境界，另一方面与人为善，有利于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相互合作，达到家庭的和睦，进而促进社会的团结、国家的进步和安宁，推动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现实已经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在一些佛教信徒较多的杜区、村镇，人与人和睦相处，社会治安状况良好。打架斗殴、寻衅滋事、偷盗抢劫很少发生，更少有刑事案件、邪教活动。当代高僧大德，以自己高深的学理和高尚的懿行，广泛地影响大众。太虚大师提出“人间佛教”，指出“人间佛教，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人间佛教”已成当今世界佛教的主流。台湾证严法师，创立了旨在“济贫、济病、济急”的慈济功德会，参与的会员仅台湾地区就有四百余万人之多，该会不仅在台湾广行慈济，而且专拨善款用于大陆甚至蒙古、非洲赈灾，并脚踏实地，努力推动资源回收与尊重生命运动，改善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所以，无论是从宏观还是微观，佛教的义理都可以落实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治国平天下”具有不可估量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南朝宋文帝曾与臣下讨论佛教的社会功用，认为“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伟人的革命家孙中山曾说：“佛教乃救世之仁，佛教是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佐科学之偏。国民不可无宗教，盖教有辅政之功，政有护教之力，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彰，并行不悖。”

佛教崇尚和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更可促进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达到世界和平。杰出的印度政治家尼赫鲁也曾有很深的感悟：“在这个充满冲突与风波，仇恨与暴力的世界中，佛陀的教理就象太阳一样大放光芒。在这个充斥着原子弹和氢弹的世界里，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需要这个教理了。人类两千五百年的经历只不过是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个教理的持久性与真实性。让我们记住这永恒的教理，努力按照佛陀的教法来革新我们的思想和修正我们的行为。这样，即使是处在令人恐惧的原子弹时代，我们也会镇定自如地面对它，为促成正思正行尽我们的绵薄之力。”

二、佛教对各代王朝的统治具有深远的影响，与中国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

佛教传入中国，有一段著名的佳话。据史书记载，公元76年的一个晚上，汉明帝梦见一个身笼金光、头顶光环的神人，飞到皇宫大殿前。次日，他就此事询问群臣，一个见多识广的臣子说，听说西方天竺(即古印度)有一得道之人，被人们遵称为佛，他能轻举飞身，陛下所梦即是此佛。汉明帝即派使者西去访寻佛法，延请二位印度高僧用白马驮经传佛教于中华，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佛寺——白马寺。

中国佛教初兴于汉明帝，其后，佛教辅助治理国家的作用也为历代王朝广泛重视。

汉末，天下大乱，儒家正统观念崩溃。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后赵、前秦、后秦、北凉等一些有影响的大国中，受到最高统治者的信仰和支持，佛教全面持续高涨，发展特别迅速。后赵的石勒、石虎父子在神异僧人佛图澄的襄赞下，使佛教第一次在中国真正成为实际上的国教。晋代出了一位伟大的高僧道安大师，将印度佛教中国化并制定了完整的僧制，而且创立了“本无宗”，对佛教在中国的立足发展和弘扬传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中国佛教的重要奠基人。他在襄阳居住了十五年，有大量的史迹有待挖掘整理。北方十六国的各个割据政权，都在境内弘兴佛教，争取民心，安定社会，客观上佛教对于增进中国南北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和联系，对于形成各民族的共同心理，起了比儒学还重要的作用。

大唐盛世，佛教作为唐代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达到了鼎盛阶段。贞观十五年五月，唐太宗亲临弘福寺，自称菩萨戒弟子，斋供财施，“以丹诚归依三宝”。佛教在民间影响深远，至今我们在唐代遗留下来的禅诗禅画里还看得到佛家思想的印记。佛学的宏扬还促进了对外交流。贞观十九年，留学印度的玄奘归国，太宗立即召见，并组织了盛人的欢迎法会。玄奘在印度赢得崇高声誉，以玄奘为纽带，中印两国第一次建立了正式的友好关系。到武则天时代，更将佛教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她将佛教作为稳定农村人口的重要措施。如意元年(692)，她收复西域，将于阗的实叉难陀请到京师，给予特殊优礼。她还在龟兹、疏勒等地建立了以汉僧为主体的大云寺。这些措施，强化了与西域的文化联系。

宋代，宋太祖以重开佛教作为稳定北方局势利取得南方吴越等奉佛诸国拥戴的重要措施，他召见于阗使者，谴使游历西域。在宋初的六七十年中，王朝中央力图把佛教当作扩大对外联系的重要纽带。国家重视佛教文化事业，由官方直接控制译经。宋真宗著《崇释论》，设想奉佛“十力”，辅俗五常，达到劝善禁恶的目的。宋代，忠孝节义是宋代佛教的一大主题。出世的个人解脱的佛教，日益鲜明地主张忠君爱国，以往的消极避世思潮减退，突出地表现出对于现世的关注。佛教思想广泛地影响了民间。

到了元代，忽必烈带头崇佛，于“万机之暇，自持数珠，课诵、施食”。元代，从成吉思汗起，蒙古统治者就试图把喇嘛教作为联系西藏上层的重要纽带。西藏归顺蒙古后，忽必烈特别支持萨迦派的发展。建都燕京后，以八思巴为国师、帝师，统领天下释教，推动了喇嘛教在藏、蒙和北方部分汉族地区的传播。在大一统的国家内，空前密切了藏蒙、藏汉等各族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加强了西藏和中央政权的联系。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为法师，对佛教及其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深有所知。他对佛教采取既利用又整顿，着重在控制的方针。明太祖朱元璋继续给喇嘛以优厚的礼遇，并以此作为皇权中央管辖西藏地方的重要渠道，明代有大量劝善书在民间广为流传，三教合一与佛教向民间深层的广泛发展，给社会生活以深刻影响。

清代，佛教也广受统治者重视，清顺治帝皈依佛门，雍正帝自比“法师”、“野僧”、鼓吹三教合一和禅净何一，提倡念佛净土。乾隆大力扶植士大夫学佛运动，使念佛净土在社会深入推广，成为世俗学佛的基本内容。

由此可见，佛教在中国历代都广受重视，并且对社会生活有广泛的影响，起到了教化人民，促进社会安定和对外交流的作用。今天，当西藏成为众多旅游者的圣地，在感动于纯净的风景的同时，我们也常常被这里的人们坚实的信仰所震撼。也许，正因为有藏传佛教的传承，才有了人民的纯朴。

佛教在中国有二千年的历史，在世界各国也都具有广泛影响。越南公元7世纪开始的“佛教平民化”，韩国公元7世纪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祈福佛教”，日本公元6世纪革新运动中形成的“都市佛教”，公元8世纪形成的“山岳佛教”，公元12世纪又形成了“平民佛教”，近而又形成的“社团佛教”。在美国有现代高僧宣化上人在洛杉矶创建大型佛教寺院“美国万佛城”，在西方国家产生巨大影响；在欧洲有越南高僧一行禅师在法国梅村创立“世界禅修中心”，影响整个欧洲并波及全球。佛教对于世界各国的思想文化、社会文化乃至因佛教形成的社会风俗以及人文景观在历史上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三、佛教对于当前中国建立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佛教在当代中国的民族团结中发挥过重要作用。1995年，***同志亲自为十一世班禅的驻锡地扎什伦布寺题词：“护国利民”，充分肯定了佛教维护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的作用。2002年陕西扶风法门寺佛指舍利首度赴台供奉瞻礼，历时长达37天，据统计，瞻仰佛指的台湾信众超过了400万人。这次佛指舍利赴台，对促进两岸交流、情感认同起到一定作用。可见，在促进海峡两岸友好交流和祖国统一大业中，佛教也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前，“和谐社会”已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关键词。200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向全世界郑重提出了“共建和谐世界”的理念。同年1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法国发表演讲，进一步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提出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一目标，也正因为目前还有不少不能够和谐的地方。医疗问题、教育问题、农民问题、道德沦丧问题、腐败问题、社会不公问题……都不同层次地存在，有的甚至到了相当激烈的地步。而纵观世界，近年来，不同国家、民族、宗教之间对立与冲突愈演愈烈，正在挑战人类的智慧与文明。

如何“政通人和”?如何“协和万邦”?佛教在其中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

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曾在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讲话中，从政治上重中了国家政府对宗教在社会上产生的价值，他说：“中国佛教协会要号召和带领佛教界中的有识之士，进一步挖掘佛教文化遗产，弘扬佛教文化的精华，对佛教教义做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解释。近年来，佛教界在促进佛教与社会相适应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今后还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促进佛教在中国社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更好地服务社会，造福人群，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叶小文意味深长地公开表示，“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促进世界和谐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深刻思考和前瞻对策。宗教力量是中国借助的重要社会力量之一。”他说，中国的“和谐”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作为佛教重要思想之一的“和合”思想。崇尚和平和谐和慈悲济世的佛教精神，无疑会在中国佛教徒，乃至主张社会和谐发展的其他人群中形成巨大的推动力量，从精神层面将中国和世界和谐的步伐推向前进。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在西藏文化周上表示，宗教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力量，而佛教更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理论基础。他希望我国的佛教僧侣能发挥自己的优势，为国家的和谐稳定作出更大贡献。希望所有僧侣能引导信众遵守法律、化解矛盾，以建立和谐社会为宗旨。希望佛教界能继续传播关爱社会及普度众生的精神，以及开展更多公益事业。

面对国家领导人对佛教界的期望与要求，佛教界也积极做出回应，提出“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2006年4月，中国佛教协会在浙江省杭州市和佛教圣地普陀山隆重举办主题为“和谐世界，从心开始”的首届“世界佛教论坛”，世界30多个国家派代表团参加盛会，取得了良好的国际效益。2006年12月中旬，湖北省佛教协会在武汉举办“和谐湖北，慈缘盛世”中国湖北佛教禅宗文化论坛，并在武汉体育中心举办了大型佛教音乐晚会，有5万多人观看演出，引起很大轰动！

当前，“人间佛教”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佛教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重要时期。佛教是中国信众最多、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宗教，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佛法的理念倡导在诸多方面与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都有相通的地方，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参考和借鉴。佛教的理念，将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使家庭和睦，邻里和乐，社会和谐。同时，也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首届世界佛教论坛中，中国佛教协会在佛教传统教义“六和敬”(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利和同均、见和同解)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六和”愿景：一愿培植善心，发乎善行，则人心和善；二愿亲情稳固，爱心充满，则家庭和乐；三愿真诚沟通，平等互助，则人际和顺；四愿各得其所，相安互敬，则社会和睦；五愿彼此欣赏，尊重包容，则文明和谐；六愿将心比心，化怨为友，则世界和平。

佛教以人为本，以众生为本的慈悲理念和简单节约的生活态度，有利于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发展机制，使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最终实现整个世界的和谐。

和谐社会，众望所归。佛教，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佛光普照之时，将华耀中国。正如国家宗教局局长、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叶小文先生在首届世界佛教论坛演讲中所说“佛教将因中国而大放异彩，中国也将因佛教而‘拈花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