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3年11月1日至3日，云南省佛教协会与大理崇圣寺联合举办2013崇圣论坛，全国著名佛教文化专家、大德高僧发表真知灼见，共论云南佛教在中国国际文化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宣方发表了题为《佛教与生态文明 欧美学界研究综述》的主题演讲，论文全文如下：

近年来汉语学界关于佛教和生态的研究持续升温。鉴于这一议题发端于西方社会，而且欧美学界关于这一议题的研究文献较汉语学界更为丰富，近十余年来更是增速惊人，因此对欧美有关研究作些介绍，对于推动汉语学界的有关研究不无裨益。这方面，国内环境伦理学界也有一些介绍，但尚多遗珠之憾，因此不揣谫漏，更作辞费。以下从研究队伍、方法径路、主要成果等几个方面对欧美学界关于佛教与生态的研究作些评述，最后对各类论述产生的背景提出自己的观察。

一、研究队伍

从研究主体在社会体制内的地位和归属看，有关佛教与生态的研究者可以分为三类：学院派知识分子、佛教徒、环境主义者。就具体研究者的归属而言，这三者身份之间会有重叠交叉，但作为类别概念依然不妨分立。

1. 学院派

许多专业背景各异的学院派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涉足佛教与生态的研究，其中人数和成果最多、也最引人瞩目的当然是佛教学者和环境哲学家的研究。

欧美佛教学的研究，主流还是文献学－史学径路的文本研究和哲学－思想史径路的人物/思想研究，这在佛教与生态研究领域也是如此。佛教学者主要工作有二：一是发掘佛教经典和历史记载中关于环境伦理、生态保护的论述，比较两者的相契或相岐，探讨它对现代生态文明可能的贡献或张力；二是研究一些特别有影响的佛教思想家的自然观。其中日本曹洞宗祖师道元的著作和思想尤受重视。

环境哲学和生态学家的研究则带有更强的建构色彩，他们主要是从佛教传统中寻求建构新的生态伦理的思想资源。

此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也是欧美学界研究佛教与生态问题的一支重要队伍。当然，田野实证的方法取径会使得他们的关注重点会落在当代参与环境事务的佛教运动和佛教徒上。

2．佛教徒和佛教组织

在国际范围内，1960年代以来佛教徒和佛教组织的生态保护论述和实践越来越引人瞩目。汉传、藏传、南传三大系佛教中一些具有国际性影响的领袖人物，如佛使比丘、一行禅师、丹增嘉措等，都敏锐地意识到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的下，佛教如果不想自外于现代社会，就必须关注生态议题。因此，生态论述和环保实践就成了他们推动的入世佛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六十年代西方社会反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和强调社会参与、政治抗议的社会气氛中有效地得以推展，成为扩大佛教在西方社会影响的重要途径之一。

3．环境主义者

环境主义者在佛教和生态关系的研究上，主要是从佛教思想中汲取一些理论资源，其中佛教基于缘起论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大乘佛教的佛性思想特别是道元的佛性思想，尤其为他们所重视。这主要是他们认为缘起论和佛性思想和深层生态学提倡的 内在价值 （intrinsic value）论相一致，可以为其提供理论支撑。无论是奈斯的 生态智慧 （ecosophy）还是思科利莫夫斯基（Henryk Skolimowski）的 生态哲学 （ecophilosophy）,都是如此。当然，有些研究者认为这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再谈到。

除了思想理论资源以外，佛教对于当代环境主义者另一个重要的影响是其禅修实践方法。这一方面是因为禅修实践可以让人体验到主客对立消除、物我两忘（不过这些西方传人更强调的是物我一体）的境界，为生态整体论提供一种在体的明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些具有佛教思想背景的生态运动组织和个人，特别是其中一些立场比较激进的团体，其诉求目标在现实中比较难以实现，因此时常会有程度不等的挫败感。

二、研究方法和主要成果

上述三个研究群体，他们在研究时所持的立场有佛教内部立场和外部客观立场之别，相应地方法上也有教理学、参与/建构式方法和描述性、批判性的方法（如史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之别。这两类方法取径，都有比较出色的成果呈现，但无论是从本领域研究发展历史而言，还是从对社会大众和生态保护实践产生的实际影响而言，迄今为止可能还是前一类研究的影响更大。

1．护教论

护教论者以当代东方佛教领袖及其西方追随者最为典型，他们认为佛教生态论述是佛教世界观的自然延伸。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可以举三本文集为例：拜丁纳编的《法盖娅：佛教与生态论文集》 (1990)、贝克勒和布朗编的《佛教与生态》 (1992), 卡扎和克莱夫编的《法雨：佛教环境思想资源》（2000）。

2．批判论

与护教论者相反，批判论者则认为当代生态论述是与原本的佛教世界观（authentic Buddhist worldviews）不符的。这方面可以举驹泽大学的教授袴谷宪昭和圣马丁学院的讲师哈里斯（Ian Harris）为代表。不过照哈里斯自己的说法，他的立场在建构论和批判论者之间徘徊不定，情感上倾向于建构论者，理智上倾向于批判论者。

佛教的终极目标是解脱，它的价值观是出世取向的，它的世界观是非目的论的。在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当中，自然被视为是无常和痛苦的，是要尽早摆脱的轮回之地。说这种世界观会将生态论者所强调的内在价值赋予自然，着实可疑。何况，按照早期佛典的界说，人由于其追求解脱的能力，在六道众生中处于更优越的地位，动物、植物和自然界，不能领受佛法和戒律，因而不如人类。这种自然观，与其说是生态中心的，不如说是人类中心的更准确。

3．建构论

建构论者承认传统佛教世界观不是以生态伦理为的鹜，但认为可以依据佛教经典和教义的原则发展出一套佛教的生态论述。建构论者的祭酒当然要数汉堡大学的佛学名家斯密斯豪森（Lambert Schmithausen）。汉堡大学的斯密斯豪森在佛教学专业圈里是以精研唯识闻名，但在环境伦理学界和一般知识圈里，恐怕是他1990年代初期以来关于佛教中 自然 观念的一系列研究更受关注。

4．德性论

德性论者则认为，一种佛教生态论述是否可行，主要是看它是否符合佛教伦理原则，而不在于从原始经典中寻章摘句、推导出生态论述来。在德性论者看来,佛教的全部教说无非是在教人培养人格、变化气质、超凡入圣，因此他们主张在德性论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佛教式的生态伦理。这种研究思路的学术背景是，近二十年来西方一些研究（南传）佛教伦理的学者认为早期佛教伦理思想与西方伦理学的德性伦理学这一主流传统颇有神似之处，象关大珉（Damien Keown）便认为佛陀关于养成完善人格的教导和亚里斯多德学说有很多相近之处。受这股学风的影响，近年便出现了从将佛教的生态论述置于德性论框架下论述的研究。

5.语境论

语境论者则强调，最行之有效的佛教生态伦理乃是从具体的社会和文化处境中生发出来的。这派学者以区域佛教研究者和从事区域文化研究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居多，与抽象的原则和古老的文本相比，他们更重视一种文化心理和行为赖以存在和发生作用的具体的文化语境和现实的社会机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多是具体的个案研究，做方法论总结的不是很多。

语境论的切入角度和上述论述都不一样，因为它是经验性、实证性的研究，因此和上述规范性、分析性的论述不构成竞争关系，可以成为其中任何一种论述的补充和强化。斯威勒本人的立场便是一个例证，他是赞成生态整体论的。这篇论文的开头以整体论为理则，结论部分也归结到整体论。

最后再从研究发展史的角度总结一下各类论述兴起的原因。

从佛教与生态论题的研究史来看，护教型论述是最早出现的，迄今也是最占主流的论述形态。这不奇怪，因为关于佛教与生态的研究，是在19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首先意识到生态危机之后全面展开的，当时正值西方社会的反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思潮带着浪漫的东方主义想像热情拥抱佛教。

欧美的佛学研究者，向来习惯以方法径路来群分类聚，所以一直到现在，做人类学、社会学实证研究的，和用文献学/史学方法来研究佛教的，俨然是两个不同的群体。但生态议题天然地就是个跨学科综合研究的议题，因此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的两大研究群体很快就交汇在一起。

此外，学科发展的大背景也值得注意。晚近几十年来，史学研究从纸上（传世文献）、地下（考古资料和新出土文献）二重证据法向纸上、地下和民间（社会调查）三重证据法发展的倾向日趋明显，专门史尤其是社会史、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很多佳作都不约而同地汲取人类学方法的养分。

具体到佛教研究领域，晚近三十年，也正是佛学研究典范转换的重要时期。印度佛教史和南传佛教的研究，一向是西方佛学研究的大宗，而以法比学派为代表的史学/文献学传统，则素来是其中的正统。

至于语境论者的研究成果在晚近十几年呈现快速增长，仪式、习俗、传说等曾经被作为纯正佛教的杂质而剥离掉的因素越来越受关注，佛教实践的现实生态和在当地社会中的制度嵌入得以凸显，一句话，活生生的佛教的社会文化脉络（context）受到重视，当然隐含着对之前那种脱离语境的文本（text without context）研究加以修正的味道。而这种倾向，又应当置于佛教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大背景中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