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诗词文评与佛教禅心性说竟有如此渊源

禅宗是佛教发展至唐宋之时，外来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碰撞与融合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本土化了的佛教流派。作为一个具有典型文化意义的流派，对当时乃至后世的文化影响都是深刻而广泛的。

就禅宗与文学领域之渊源而论，由于其自由开放、发明本心的宗风和随机便宣、灵活多样的表达方式，不仅影响着前述所论之文人心态和诗文创作，而且对宋代文学思想的影响也发生着转折性而深刻性的影响，如众所周知的以禅喻诗论不仅将禅境与诗境彼此沟通，而且将禅宗的日常心性修养与诗歌的欣赏联结转化：又如禅宗的参活句、斗机锋直接启示了论诗之“悟入”与作诗之“活句”的诗学理论：再如禅宗之“宗眼”或“句中有眼”之说成为宋人诗评“诗眼”论的禅悟理论来源。凡此种种表明，就思想层面而言，除理学外，宋代文学思想的转变与禅宗心性论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禅宗心性论与文学思想诸向联系之层面看，禅宗明心见性论与诗文创作论、禅宗顿悟与熟参与由法而悟的诗歌接受论无疑对朱嘉的文学思想的形成最具启发性。

（寸明心见性与诗文创作论明心见性是禅宗宗义的核心思想，这在历代佛教禅宗文献多有记载。明心见性之道可坐以进益物救世正在仁义。可谓明心见性之妙门成佛作祖之秘典也。心经注解，三教言谈，妙义无物安。拨开万法，直指单传。明心见性，返本还源。不离方寸，法身广无边。夫所谓道学者，岂有外于明心见性哉。

由上可知，修成明心见性，可益物救世、成就仁义，是成佛作祖的秘典，是返本还源之法，一切道之所成都离不开它，它是禅宗悟道的境界。

《坛经》所载五祖为惠能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时，慧能开悟一段记载可见明心见性之本旨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启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祖知悟本性，谓惠慧能曰：“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

据此可知，所谓明心见性即主张识得本心，发现本心，就可识见不生不灭的本性；人的自性本自清净具足，能生万法，返照心源，顿悟成佛。这是对人的本性自足圆满的绝对肯定，高度张扬了人的主观个性及对人的心性的发露。这一观点反映到文学思想上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主张诗文作品抒写胸臆。这可以从宋人对前人作品的品评见端倪，如李格非善论文章，尝曰：诸葛孔明《出师表》、刘伶《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词汇李令伯《乞养亲表》，皆沛然从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有斧凿痕。

李格非（约1045-1105），北宋文学家，他认为《出师表》等文都是性情胸臆的自然流露，可见其对这种不见斧凿痕迹的文风甚是推崇。又如陈师道评杜甫“诗非力学可致，正须胸肚中泄尔”，也仍是从诗文是否是胸臆的自然流露来品评诗文之优劣的。再如南宋初年的张戒也强调诗文之美在于“胸臆中出”“胸襟流出”诗、文、字、画，大抵从胸臆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