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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援儒入佛,宋代实现儒佛道三教合流,中国文化出现新的局面

发布时间:2024-10-19 03:03:47作者:僧伽吒经全文
宋史:援儒入佛,宋代实现儒佛道三教合流,中国文化出现新的局面

百家原创作者:菲菲讲历史

宗教可以麻醉人们的思想,有效地控制人们的行为,左右人们的欲念。宗教这一特有的属性,使统治者认识到其有利于政治,因此魏晋以来的统治者千方百计扶植、利用宗教,以便从思想上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宋代的统治者亦不例外,对宗教,尤其是对佛道采取了礼遇的政策。

宋初,佛教虽得到统治者的提倡,但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排斥佛教依然是主流。但是随着儒佛道三教合流局面的形成,理学的产生,尤其到宋中叶以后,士大夫习佛成风,佛教的儒学化业已完成,对于大多数士人来说,已经排除了习佛的心理障碍,因此佛教从诸多方面影响着宋代的学术思想。理学如此,文学亦然。

宋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诸多成就和鲜明的时代特色久为人们所称道。宋代文学如此绚丽多彩,其中佛教的渗透和影响与之有相当大的关系。许多表面看来与佛教无关的作品,其实都是长期在佛教思想影响下的产物。因此可以说宋代文学不论是正统文学或世俗文学,受佛教的影响是广泛的、深远的、持久的。

诗是宋代文学的主要载体之一,宋代的许多文人由于受到佛教经典的影响,开始采用质朴的白话文来写一些明道言志的诗。这些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如范成大的“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就明显受到佛典里的文风影响。尤其到宋中叶后,许多活跃在诗坛上的文人,平生与僧侣往来非常密切,经常谈道说禅,这种情况自然影响到他们的诗作。大致说来,佛教对宋诗内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题材和思想上。

在题材上,主要是歌颂佛教寺院、题咏寺塔的诗。如一代文豪苏东坡的《书普慈长老壁》即是此类,诗云:“普慈寺后千竿竹,醉里曾看碧玉椽;倦客再游行老矣,高僧一笑故依然。久参白足知禅味,苦厌黄公聒昼眠;惟有两株红百叶,晚来犹得向人妍。”再如张高美的《题古并净明塔律诗》云:“月满汾川宝铎寒,谁来此地葬金棺;育王得道行空际,尊者飞光出指端。天上凝云常覆定,人间劫火慢烧残;三千世界无留迹,聊向阎浮示涅槃。”此外还有不少诗作是赐赠僧人的,如王安石的《和栖霞寂照庵僧云渺》即属此类,诗云:“萧然一世外,所乐有谁问;宴坐能忘老,斋蔬不过中。无心为佛事,有客问家风;笑谓西来意,虽空亦不空。”宋代文人的这些诗作,明显受到佛教的影响。

在思想上,佛教对宋诗的影响比较复杂,有明显、隐晦之分,亦有直接、间接之别。明显表现为佛教教义的,称佛理诗,多为僧侣所作,如贯休的《偶作因怀山中道侣》云:“是是非非竟不真,落花流水送青春。姓刘姓项今何在,争利争名愁煞人。必竟输他常寂默,只应赢得苦沉沦。深云道者相思否?归去来兮湘水滨。”但也有相当一部分诗是一般的士大夫所为,如范成大的《题药簏》云:“合成四大本非真,便有千般病染身;地火水风都散后,不知染病是何人。”

再者是山水诗和隐晦诗,这些诗作多是文人雅士受佛老思想的感染,虽没有明言佛教教义,但确为佛教影响的产物。在《宋诗纪事》中这样的诗很多,如家之巽的《定林寺》云:“功名良苦赋归欤,两鬓霜花百念枯;钟鼎楼台浑一梦,数间茅屋亦浮屠。”“十载浮云几变更,归来钟阜碧嶙峋;早知山色无今古,只与青山作主人。”

宋词相对而言受佛教影响较少,但间或也有歌颂佛教或表现佛教思想内容的,但宋文却受佛教影响较深。这主要是宋代的文人熟读佛典,佛教教义的广博精微,行文的繁衍恣肆,自然会在其文笔中显露出来。如苏轼的文章就是这样,诚如后人所评价的那样:“吾读子瞻《司马温公行状》《富郑公神道碑》之类,平铺直叙,如万斛水银随地涌出,以为古今未有此体,茫然莫得其涯埃也。晚读《华严经》,称心而谈浩如烟海,无所不有,无所不尽,乃喟然而叹曰:‘子瞻之文其有得于此乎?”

宋人的文章与佛教有关系的表现于两方面:一是题材。宋文与佛教有关系的题材,或追忆当年寺院全盛时期的壮观,或为当时名寺大刹所作的题记,或为高僧圆寂后所撰的塔铭等。二是思想。宋代的文人许多是信仰佛教的题材多种多样,有些人即使不信仰佛教,但也与佛教高僧交往甚密,在他们的思想中隐含有佛教的成分,是很自然的,因而其文学作品中常常流露出或多或少的佛教气息。如王安石、苏轼、曾巩、黄庭坚、张方平、陈亮、朱熹、真德秀、杨万里等,其文章中都有佛教思想的烙印。

宋代的诗、词、文等受佛教的影响如上文所述,而世俗文学同样受到佛教的影响。俗文学一般不被士大夫所重视,却为民间的广大百姓所喜欢,因其通俗有情趣,因而俗文学在社会底层有广阔的市场。在宋代,由于城市生活的繁荣,民间艺术得到空前繁荣,在民间艺术中,以讲唱故事为名的“说话”艺术在城市生活的娱乐场所比较普遍。在城市中,民间艺术的活动场所比较固定,一般在瓦肆之中进行。

在瓦肆之中有专门的说经一目,即宋代说话人的一个内容。说经包括说参请、说诨经、弹唱因缘。耐得翁《都城纪胜》中说:“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语悟道等事。”说经者,多为和尚,亦有女流,如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载说经的名角有“长啸和尚、彭道(名法和)、陆妙慧(女流)、余信庵、周太辩(和尚)、陆妙静(女流)、达理(和尚)、啸庵、隐秀、混俗、许安然、有缘(和尚)、借庵、保庵、戴悦庵、息庵、戴忻庵”。由此可见,宋代的佛教已从寺院里走出来,经过这些说经人之口把佛教的教义通俗化,使更多的下层人民接受它、信仰它。

宋代佛教之所以得到空前发展,与统治者的提倡有直接的关系,统治者是看中了佛教麻痹人民思想,有利于政治的一面。如果佛教仅得力于官方的支持,可能只会获取更多的政治、经济特权,然而要想为广大的士人和一般百姓从心理上、文化上所认同,仅凭官方的强权是不够的,必须着力于自身的改造,使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

如果说唐代佛教还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话,宋代佛教做到了。宋儒从斥佛到吸佛,援佛入儒,完成了儒学的革新,产生了理学,为佛教影响传统文化奠定了基础,而佛教也开始变更,使原始的佛教教义不断中国化,援儒入佛,寻找儒佛互通融合的契机。宋代儒佛道三教合流,中国文化出现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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