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两汉前后长达四百余年，其间文明进步神速，于周秦即获大成的汉民族文化到了汉代更被精练。当时国力的发展也实在令人瞠目：北方平定匈奴，南方兼收安南北部，西方将新疆全部归入版图，葱岭以西的大夏、康居、大月氏、安息等都被其划入势力范围。更处西方的条支、大秦等也都知道了汉的强大并开始与汉交往。印度的佛教也传入中国，如此，当时的世界列强皆与汉土有了往来，物品的交换亦随之进行。

而佛教传入中国则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时的事，有关当年的情况已在史籍中明确记载。

摘其要录：“永平七年(64年)，明帝梦见有金人自西方飞来，遂遣郎中蔡愔、博士秦景、王遵等人前往西域。他们到达大月氏国，遇见天竺的沙门摄摩腾、竺法兰，迎回汉土。摄摩腾以白马负驮佛经先出发，于永平十年抵达洛阳。继而竺法兰亦达，在洛阳雍门西兴建迦蓝，名称“白马寺”。二人住入此寺翻译佛经。”

相传白马寺是中国佛寺的开端，但有很多学者认为这是后世的捏造而不予相信。

不过，据文献记载，佛教早在此之前即已传入中国，明帝之弟楚王英因崇尚浮屠之仁慈，明帝遂于永平八年归还其所献赎品，以助伊蒲塞桑门之馔。西汉哀帝元寿元年，一个名叫景宪的人自大月氏国王使臣伊存处得到口授浮屠经，武帝元狩年间伐匈奴获金人，香华礼拜供祭在甘泉宫。

秦始皇时沙门室利防等18人赍佛经来华，帝以异其俗囚之。

当然这些传记的真伪难以判断，但西域地区早已盛行佛教，所以认为佛教至少从汉初开始就已传入中国的说法并不是无稽之谈。

最早可以称作佛寺迦蓝的建筑——白马寺

虽说白马寺建成之前佛教已经传入，但佛教的特殊建筑并不存在，应该说白马寺是最早可以称作佛寺迦蓝的建筑。

白马寺在洛阳城西，《洛阳迦蓝记》中也有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的记载。现地在洛阳县东郊所辖国道北侧，这是因为洛阳的位置古今变迁的缘故。现状是一大迦蓝的规模尚存，但创立当时的遗物未能发现。

有关白马寺的建筑没有任何考证，据日本工匠的传说，白马寺迦蓝是模仿天竺的祇园精舍营建的，而日本的四天王寺迦蓝又是模仿白马寺建成，这完全是空想，没有任何根据。印度建筑和中国建筑性质上根本不同，样式上彼此的趣味也不同。如果白马寺有仿照印度式之处，也应该只是限于其中的一部分，或者是细微手法，或者是佛像安置设施以及装饰等方面运用一些印度样式而已，这一事实从六朝遗物中能够得到充分的证实。

中国的佛教建筑

中国建筑正如前述，是由一种特殊的发达成就了一种特殊的样式，古人以此作为自己民族固有的优秀建筑而引以自豪。认为西域的佛教迦蓝是一种奇丑的低级建筑，所以不会把迦蓝作为典范加以模仿。

想来，东汉时期开始兴建的佛教建筑就是我们今天还能在中国各地见到的普通佛寺，和我国的宫殿官衙异曲同工。只是因为当时人们不知佛教教义、作法仪式、佛像安置设施、内外的庄严宗教形式等，在这些方面须要遵从西域做法，如此而已。

这就如同罗马刚刚修建基督教堂时，把曾经作为法庭使用的罗马式巴西利卡原封不动地转用为教堂，还有日本刚开始修建佛寺时，将苏我稻目1的宅第权充寺庙，这些情形都如出一辙。所以说，中国最初的迦蓝并不是特别为佛刹迦蓝创造出来的新型建筑样式，而是把已有的宫殿官衙样式按照原样充作了佛寺建筑。

现在存在问题的是塔之建筑，关于白马寺创立当时曾否建塔，现在没有文献可考。

假设曾建塔类，塔是为收藏舍利而建，必定使用印度的特有样式，中国自古没有如此性质的建筑，所以也无法以原有的中国建筑作为替代，也就是说必须要以西域样式为准方可。

中国最初的塔是何种形式，既无文献亦无遗迹可考，直到六朝时期才能在石窟寺的雕刻中见到塔形。

最初的形状是三重、四重、五重乃至多重形，塔身多为四角形，也有少量多角形，与今天一般可见到的塔基本上没有差别。这种多重的中国塔与印度乃至西域的古代诸塔在趣味上有着很大差异，看上去两者间没有密切关系，唯独塔顶相轮稍示彼此略有关联而已。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假设中国最早的塔与出现在六朝初期的遗物为同一类型，那么，这类塔型果真是从印度塔窣堵婆变化而来的，还是中国古人自己的新创呢?

认为中国塔是从窣堵婆变化而来的说法确实有些根据。中印度的窣堵婆传到大月氏国即犍陀罗地区后明显地融入了泰西古典手法，同时又带上了几分中国情趣。再看东土耳其斯坦发现的率堵婆遗址，趣味更加接近我国的。

事实上窣堵婆越向东进就越接近我国样式，最终从印度的窣堵婆发展成了中国式的佛塔，中国塔的性质明确地显示出多重形式，每层必有天顶，远远伸出的房檐暗示塔为木造，而檐部较浅的暗示塔为砖造。每层都有房间的功能，而不仅仅是为了外观。这个事实自唐代以来已被具体证实。这样一来，说中国塔是从印度窣堵婆变化而来的解释就不够充分了，必须还要得到某些其他的启示。

用来说明这个问题的学说是楼阁起源说。自周秦以来就有楼阁发达的痕迹，而楼阁正是两重、三重的建筑，中国在营建新塔之际，方面从原有的楼阁建筑中得到启示，另一方面又在窣堵婆里寻求佛塔建制，两者互相融合，最终成就了一种中国佛塔的样式。

白马寺创建以来，汉和西域的往来更加密切，桓帝建和元年，安息国僧人安世高来到洛阳。同帝永康元年月氏国僧人支娄加谶来到洛阳。此外还有很多佛教徒从西域来到中国，他们必然会从西域各地传来各种佛教艺术，给予佛教建筑极大影响。当时的西域佛教艺术当然是指所谓的希腊印度系的艺术，就这样，在汉土上，这些新艺术渐渐地普及起来。

自佛教传入到三国终结的这个时期，有关佛寺建筑的记录十分匮乏，搜集散见于文献的记载不过只有以下数种：

灵帝建宁三年建豫章大安寺；献帝初平四年笮融于广陵建佛寺；同帝延康元年建武昌昌乐寺等，各寺均未载详情。

三国时代，吴孙权黄龙元年(219年)武昌建慧宝寺，嘉禾四年(235年)金陵建瑞相院，赤鸟元年(238年)苏州建通玄寺，同四年(241年)金陵建保宁寺，同五年(242年) 四明建德润寺，同十三年(250年)扬州建化城寺。这些都是中国中部地区，特别是长江以南的实例。中国北部一定也兴建了很多佛寺。但是佛教的鼎盛，佛寺建筑的大发展还是要等到两晋以后的六朝，汉代还处于萌芽状态。

从中国佛教的发展经历，看汉朝时期建筑艺术的变迁

如果从史实角度考察汉代艺术的变迁，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期从汉初至武帝之前，是继周秦遗风的纯汉民族的艺术时代。

第二期从武帝时博望侯张骞前往西域诸国的探险旅行开始到东汉明帝时为止，这个时期，以往的纯汉民族艺术里加进了西域艺术的韵味。所谓西域艺术是指泰西古典艺术与当地艺术的结合物。

第三期是自东汉明帝时来自印度的摄摩腾、竺法兰传播佛教以后，可以推测这个时期的传统艺术中又加入了更多佛教艺术的成分。

但事实是否的确按此分类推移，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比如，说葡萄是张骞自西域带回之物，但很难说葡萄藤草纹样是从武帝时期以后才开始盛行的。说海马葡萄镜是西汉创作的，但又没有确凿的证据。说佛寺是东汉明帝时才开始兴建的，但很难确定其建筑使用的就是印度式手法，建筑装饰中也难以确认有印度式的手法和纹样。

一般来说，对于外国艺术的融合是要经过长期接触才能逐渐实现和普及的，史实中出现的时代新事物并不能马上就反映在艺术上。我认为古人普及西亚地区艺术是从东汉班超的远征开始，佛教艺术的普及是从汉代以后即两晋时开始的。

总之，汉代四百年间，艺术当然传承于周秦，纯汉族艺术更为发达，虽有西域潮流涌入，但尽被融合于汉族艺术的大海之中。西域艺术多少给了汉族艺术一些影响，但远远未达改窜其色彩之程度。佛教艺术于汉代以后成了一大势力，但汉末以前仍属弱势。

汉代艺术自始至终依然保持了汉民族的固有形式，对其间的样式变化并没有特意划分时期的必要。只是与周代的相异之处需要提及：第一，一般艺术从周代的古朴发展为庄严；第二，伴随国力的发展，艺术亦趋于雄大；第三，由于西域诸国文物的输入而增添了新意；第四，由于佛教传入，佛寺即迦蓝建筑开始勃兴，佛教艺术出现萌芽。